2018年是农历戊戌狗年，市场上各种与狗相关的吉祥物受到人们的青睐。在许昌博物馆，陈展着不少出土的动物俑，鸡、鸭、鱼、羊、狗、猪、鸽……形形色色。在众多动物俑中，一组汉代陶狗长嘴竖耳，或立或蹲，神态或警觉或呆萌，与现代的看家犬十分相像。

动物俑在汉代墓葬中普遍流行

在厚葬盛行的汉代，陪葬品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空前繁荣，而且在种类上也丰富多彩。

在汉代，个人财富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往往通过拥有禽畜的多少来代表，现实生活如此，墓葬中的陪葬品也体现了这一现象，因此，动物俑在汉代墓葬中普遍流行。

在汉代众多动物俑中，出土的陶狗数量丰富，生动传神，它反映的不单单是现实生活中狗的形象，更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辉煌的美学光彩。

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记载：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、三皇五帝之一的帝喾(kù)即“高辛氏”时期，就有以狗头人身形象出现的盘瓠（hù），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对狗也有图腾崇拜，反映了狗在我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。尤其是汉代，不仅有众多与狗相关的文献记载，而且汉墓中出土的陶狗和画像砖(石)中狗的形象也十分普遍。

为什么狗会成为原始信仰的一种载体呢？这是因为在自然界中，那些具有多产、大腹的动物更能引起人们的崇拜。狗一年可生育4次左右，是典型的多产动物之一。它与人类祈求多产的愿望相吻合。河南淮阳泥泥狗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，“灵狗”的塑造与祈子的目的显而易见，这种图腾崇拜经过几千年的变化发展还是兴旺地存在着，充分说明了狗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。

狗又是灵魂庇护者。东汉学者应劭在《风俗通》中记载：“杀白犬，以血题门户，正月白犬血，辟除不祥。”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公共墓地内就发现有10个葬狗坑。

三只陶狗均为汉代文物

许昌博物馆展厅二楼第二展厅里，陈展的陶狗均为汉代文物，全称为“汉灰陶狗”。崇尚写实是汉代陶狗造型的主要特征，在此挑选出3只具有代表性的古代萌宠介绍。

第一只长16.9厘米，宽6.5厘米，高15.8厘米，身上有多处裂纹和磕伤，右后腿残断粘连，尾巴缺失。入藏年度为2011年。这只陶狗呈站姿，头部略上昂，两耳直竖，双目前视，炯炯有神，颈上似有项圈，下有两个圆形穿孔，四肢稳稳站立，表现静中有动，令人喜爱。

第二只陶狗长21.8厘米，宽7.7厘米，高16厘米，耳、尾、足有磕伤，入藏年度为1995年。它呈站姿，脖子前伸，口微张，尾巴上卷，样子悠闲中保持警觉。

第三只陶狗长17.8厘米，宽7.9厘米，高15.9厘米，身上有土蚀和磨损，入藏年度为2006年。它呈蹲坐姿态，身形肥硕，伸颈弓腰，张着嘴巴，似乎在等待主人喂食。

在古代，狗分为三类，一类为守犬，用于守御宅舍，第二类是田犬，用于田间狩猎，第三类是食犬，充疱厨之用。我市馆藏的陶狗多属守犬之类。汉代盛行“事死如事生”的丧葬制度，陪葬陶狗用于守护陪伴墓主人，维护主人的威严。

汉灰陶狗在河南各个地区均有发现，这些陶器模型既代表了人类观念上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，又模拟着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，反映出一个理想家园的一般模式。因此，汉灰陶狗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农业生产水平、生活习俗、审美情趣、丧葬制度都有着重要意义。

宠狗成风的汉代，皇帝甚至给爱犬带冠系授

据说狗是从灰狼进化而来的，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。中国的养狗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。《周礼》就有“犬人”的记载，专门负责相犬、牵犬，以供祭祀；到了两汉，设有“狗监”，掌管皇帝的猎犬；唐代也设有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署。到了近现代，狗的用途就更多了，可以用于导盲、畜力、表演、救助、缉毒、防爆等。

狗是汉朝的“时代宠儿”，汉高祖的父亲就是一个宠犬“达人”，汉武帝甚至建有“犬台宫”，《三辅黄图》载:“犬台宫，在上林苑中，去长安西二十八里，犬台宫外又建筑了走狗观。”东汉末年，灵帝更是爱狗爱得发狂，典型的宠犬“发烧友”，传说他“西园弄狗，著进贤冠带缓”、“王之左右皆狗而冠”，给狗带冠系授，使狗成为名符其实的“衣冠禽兽”。汉代史籍中常以“鸡鸣狗吠之声”来描述某地的社会稳定，与养狗之风相伴而来的是相狗业的兴起，民间还曾流传一本相狗奇书——《相狗经》，里面以童谣、口诀的形式介绍了相狗的经验，指引读者怎样挑选一只优良的狗。

自古以来，民间画工有“画人难画手，画树难画柳……画兽难画狗”的说法，古今有画马、画牛、画虾等高手，却罕见画狗高手。汉代陶狗是手工雕塑的作品，雕塑大师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通过对狗的仔细观察，掌握了它们的动作特点，然后，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，创作出了立、卧、爬、蹲、坐等不同姿势和形态逼真的陶狗造型，

它们的形象或写实或夸张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，从侧面反映了汉代高超的雕塑技艺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造型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。